[9]这是个人信息公共性的原初形态，但如果仅仅止步于此，则人们的讨论只能停留在一般的公私利益二元框架上，停留在类似于政府征收赋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逻辑上。
See Samuel D.WarrenLouis D.Brandeis，The Right to Privacy，4Harv.L.Rev.193 (1890) . [85]中国消费者协会:《2014年度消费者个人信息网络安全状况报告》 (2015年3月13日) ，第21页。[77]也就是说，网络安全法同时承担了双重任务:一是保护国家网络安全，这是该法的主要任务。
又如，信息主体权利的实现是一个过程，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的不同权项不可能一步同时到位，执行中必然也需要有所区分，根据不同场景设计不同制度。[47]《条例》在上述几种机制之外，又增加了经批准的行为规范和第三方认证具有证明跨境信息传输合法性的效力，进一步丰富了合作治理的形式，属于典型的自律与规制结合的激励性监管方式，可以更为充分地调动信息控制者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为此，个人信息保护法应从明确行为规范、加大违法成本、增强信息披露、提高违法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完善行政处罚与刑事责任的衔接、推进合作治理等多角度，构筑有效威慑机制，构筑胡萝卜+大棒的激励约束格局，促使个人信息保护要求能够真正被信息控制者严格执行。可见，加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科学厘清不同制度的边界，不仅能解决刑法规范替代其他执法机制、信息控制者行为规范缺失等问题，也能理顺个人信息保护法与网络安全法的关系，解决好外部执法威慑机制越位、缺位与错位并存的三大现实问题，形成有效的立法结构，推动大数据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协调发展。随着大数据时代来临，从实证出发，探讨个人信息保护的有效实施机制，而不仅仅是关注法律规定的差别，已经成为近几年国际上、尤其是美国隐私法律研究的新热点。
西班牙与法国的企业很大程度上将隐私职能作为遵守确定的法律命令，哪怕自己怀疑做不到也要严格执行。[3]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蕴含的是多元主体的互动、协商与合作，而不再仅仅依靠过去自上而下单方面的控制与命令。从理论上来说，通过引入裁量理论，本文将对风险规制问题的关注重心从科学问题转向了法学问题，并且推动了研究从立法论向解释论的转向。
有学者已经意识到这种信息规制的缺陷，指出知情权意味着消费者要自负责任，如果特定转基因食品被证明是有害的，那么这个责任应当由消费者自己承担，即使消费者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例如依照侵权法或者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制造商予以赔偿，也遮蔽了其中保护公民生命健康的国家义务。这种意思不确定、具有多义性的不确定法律概念通常包括两种类型：经验性不确定法律概念，即纯粹以现实世界中原则上可以用感官或其他方式经验化的客体作为指称的对象，例如黑暗、夜间、噪音等。由此可以看出，转基因食品风险评估是由专家组成的特定组织通过科学活动查明事实的过程。[71] 有研究指出，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意味着巨大的守法成本，包括检测的成本、在生产和运输阶段分离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原料的成本、食品价格上升的成本、行政机关监督的成本以及必须进行的处罚成本。
各国安全评价的模式和程序虽然不尽相同，但总的评价原则和技术方法都是参照CAC的标准制定的。[3]还有学者认为，对于转基因食品风险，可以做出有意义的政治决断，在法律上作出明确规定，来确保尽可能地自始就排除目前尚不明确和不太可能发生的风险，从而在将来危险一旦出现时就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为了最大限度查明事实，应该对这一阶段的行政裁量施加明确的规则或基准限制。例如，在2000年Alliance for Bio-Integrity v.Shalala案中，原告认为FDA转基因食品自愿标识制度没有考虑到有些宗教对特殊食品的限制并加重了公民宗教信仰的负担，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审查认为自愿标识制度在宗教上是中立的，并未给原告宗教信仰带来实质性的负担，也未迫使原告放弃其宗教信仰或者实践，因此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采用的是目录强制标识的方式，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目录内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就必须标识。尽管在本案中，法院并未适用莱蒙检验，但是按照莱蒙检验，由于并未发现转基因食品包含有实质性风险，FDA在转基因食品中没有有效的政府利益需要保护，因此，强制标识以保护宗教信仰属于完全出于宗教考虑，并导致政府促进宗教、过度卷入宗教，不符合莱蒙检验的要求。
[43] 参见王锡锌：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四个模型——兼论中国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模式的选择，《北大法律评论》2009年第10卷第2辑，第315页。但是在实践中，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效果并不理想。其次，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和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制度设计也有很大区别。与传统食品相比，转基因食品的推广和普及有利于降低食品获取的成本，有利于保障人权。
这种情况下的健康保护任务比较明确，而且在规制技术上一般也比较简单：这就是对具体危险的防御。[58]妥当性要求措施必须适合于增进或实现所追求的目标，措施显然不能实现目的、超出目的、在法律上不可能以及违反法律规定都违反妥当性的要求。
由于风险管理机关是在公共利益的情境中应对风险，其必须在视线聚焦于风险的同时，将余光瞥向涉及到风险所波及到的其他因素，从而妥当的处置风险，以最终保护和实现公共利益。[44] 赵鹏：知识与合法性，载前注[38]，沈岿主编书，第76页。
[49]通过引入公共利益，行政机关能够证明在风险管理中引入其他考虑因素的正当性，从而从被动地回应风险转为将风险放入到行政机关需要落实的有关公共利益的众多任务之中去斟酌，以彰显行政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定位。要件裁量和效果裁量并不能截然分开，行政机关通过要件裁量为效果裁量提供空间，通过效果裁量最终完成要件的具体化任务。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风险管理机关往往需要借助公共利益要件来决定提前采取行动还是再观望一阵。[30]在基本原则上，转基因食品风险评估需要遵循实质等同原则、个案分析原则和逐步完善原则。因此，风险管理机关必须在风险管理中引入公共利益要件，弥补风险具体化导致的裁量空间的压缩，从而为后续的效果裁量提供基础。See Andrew Amelinckx,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New GMO Labeling Law （August 8,2016）, available at http://modernfarmer.com/2016/08/gmo-labeling-law/，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5月10日。
风险管理机关在确定最终的适当的风险规制措施时，需要综合考虑风险防范和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效果裁量依赖风险管理机关的资格和能力，属于风险管理机关的判断余地和选择自由，因此，与要件裁量不同，法院通常对效果裁量予以尊重。
例如，美国康涅狄格州免除以下情况下的标识义务：酒精饮料。[51]由此可见，在具体的个案中，公共利益可以被解释为消费者知情权、食品供给安全、宗教自由、商业言论自由、贸易自由等多种价值。
（二）转基因风险管理中的效果裁量 在对要件进行裁量之后，风险管理机关需要最终采取措施，才能对法律关系产生实际的影响。只有通过这种精细的结构安排，行政机关才能够实现对转基因食品风险的有效规制，并逐渐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公众之间发展出稳定的风险规制框架。
解决问题的可行的路径是将这一问题延伸到行政过程之中，由行政机关进行风险规制（Risk Regulation）（Risiko-Verordnung）。[9]对于这种普遍的、重大的损害，消费者即便知情，也不应该进行自主选择。尽管科学活动仍然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其主要价值目标仍然是追求科学理性。[40] See Eastern Research Group, inc., Financial Conflict-of-Interest Disclosure and Voting Patterns at FDA Advisory Committee Meetings （Report）,2009, p.2. [41] Se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FDA Advisory Committees: Process for Recruiting Members and Evaluating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port）,2008, p.15. [42] 参见前注[28]，戚建刚、易君文，第160页。
[4]上述观点实质上认为，通过立法者的判断可以获得对风险的确定的判断。[7] 有学者在阐述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和消费者知情权的关系时指出，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实现的有效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是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基石。
[55]在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之中，风险管理机关可以在个案中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上述裁量：首先，风险管理机关需要考虑是否采取措施。但是公开的最大的困难在于，专家在风险评估过程中使用专业的术语、方法和程序，这使得公众理解评估信息十分困难。
[57]在其他情况下，则要求风险管理机关及时采取措施。典型的具有很强紧迫性的例子是广泛使用的化学制品、药品或食品严重致害的消息。
[31]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ance Document for the Risk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 and Derived Food and Feed （Report）,2003, pp.7～8. [32] 参见《农业部关于关于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提案答复的函》（2015年8月24日）。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主要是专家，实际上是将转基因食品的风险看作一种客观意义上的风险，而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则主要是公众和社会组织，他们则是将转基因食品的风险看作一种主观意义上的风险。通过科学方法，风险评估机关既可以按照性质将转基因食品风险区分为不同类型的风险，如毒性、致敏性、抗药性等，也可以按照风险等级将风险分为紧迫的危险（即不安全）、具有较高程度安全风险、仅对部分人群具有安全风险（致敏性）以及无风险。[66]但是从《食品安全法》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规定来看，立法者并未对转基因食品的概念进行界定，并且允许适用其他相关规定。
[63]在专家遴选方面，《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都没有规定遴选的专业条件，明显缺乏规范依据，只有《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章程》中规定了三项专业条件。[13]此外，随着时代的演进，国家之外的第三者对基本权利的侵害，较之十九世纪，其威胁力度发生了本质变化。
[67]欧盟2003年《转基因生物追溯性及标识办法以及含转基因生物物质的食品及饲料产品的追溯性管理指令》（1830/2003/EC）也规定当转基因成分没有超过限值且是偶然或者技术上不可避免时，免除标识义务。二是规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公开的具体程序。
莱蒙检验包含三个步骤，即法律必须有世俗的目的、法律的主要或首要的影响必须是既不促进也不限制宗教以及法律不得助长政府过度卷入宗教。因此，在风险评估之中，行政机关在专家选拔以及信息公开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选择的空间。
